寺洼文化遗址
寺洼文化也是甘肃境内所特有的一种青铜器时代的文化，1929年因首先在临洮县寺洼山发现而得名。寺洼文化在甘肃的分布相当广泛，东起子午岭两侧，西到洮河流域，东北界于陕甘宁交界地带，东南抵白龙江、西汉水流域，一部分还深入陕西境内。
寺洼文化在解放前曾做过发掘，共发掘墓葬8座，其中有火葬墓1座。在甘肃的诸文化中，发现火葬的仅见于这一文化。解放后，寺洼文化不断有新的发现，经过正式发掘的有平凉市安国镇、庄浪县柳家村、徐家碾、合水县九站等遗址，其中重要的为徐家碾和九站遗址。徐家碾为一处寺洼文化的墓地，1980年在此进行了发掘，共发掘墓葬104座。这是迄今对寺洼文化墓葬发掘数量最多的一次。出土各类器物2000多件，陶器占多数，青铜器出土数量不多，都属于兵器、用器和装饰品一类的器物。1984年，在合水县九站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墓葬80座，获得器物1000余件，其中陶器达800余件。这次发掘证明寺洼文化不仅早于西周，而且还延续到了西周晚期。
寺洼文化的墓葬，多为带头龛的竖穴土坑墓，随葬品多放置在龛内，陶器大都为红褐色，而且斑驳不纯。陶器多为手制，器形厚笨，制作粗糙，大部分不加纹饰，只有少数器表拍印很浅的绳纹，或在口沿处有一周花边饰，或在罐的颈、耳上有附加堆纹。器形种类以马鞍形口双耳罐最富有特点，数量亦最多。寺洼文化的青铜器不太多，且多为兵器及装饰品，说明青铜器在当时尚属一种不易多得的贵重物品。
由于洮河流域的寺洼文化和陇东一带的寺洼文化在陶器上有着一定的差异，因此，又将其分为两个类型，前者称为寺洼类型，后者称为安国类型，它们代表了寺洼文化先后发展的两个阶段。换言之，所谓的安国类型实际上就是寺洼文化的晚期遗存。寺洼类型的年代，一般早于西周，安国类型的年代，大约与西周同时。关于寺洼文化的属性，有人认为是羌族文化，也有人认为薰育戎狄文化，但寺洼文化是甘肃境内的一种少数民族文化，当是毋庸置疑的。
沙井文化遗址
沙井文化是以甘肃省民勤县沙井命名的青铜时代文化，分布范围较窄，仅限于河西走廊的民勤、古浪、永昌、张掖、天祝、永登等地。到目前为止，发现的遗址有三角城、沙井、柳湖墩、董家台、赤金山、榆树沟等6处。
沙井文化的居址和墓葬都有发现，陶器主要是夹砂红陶，质地粗糙，多加羼和料。生产工具仍以石器为主。沙井文化铜器发现较多，其中青铜刀和其它铜饰与所谓北方“绥远式铜器”相类似。铜器是以各种动物纹饰为题材的装饰品。从风格上看，具有匈奴文化的特征。因此，有人认为沙井文化的先民与匈奴民族有着密切的联系。沙井文化的时代，下限可能到秦汉之际，上限可能早到战国时期。
灵台两周墓葬
灵台县位于陇东地区，与陕西省毗邻。这一地区是周文化发祥地之一，因此，周文化遗存非常丰富。
1967年9月，在甘肃灵台县西屯乡自草坡发现了一座西周墓葬，出土铜器、玉器等各类文物共340余件。仅铜器就达324件，有铭文的12件，其中铭文作“漂伯”的3件。这批成组的西周铜器的发现，在我省还是第1次：出土的大部分铜器制作精美，纹饰华丽，铭文清晰，具有相当高的工艺水平。从器物形制来看，此墓当为西周早期。从随葬的大量铜戈、铜镞、铜戚、铜钺来看，墓主人漂伯是一位显赫的奴隶主贵族。漂伯铜器的铭文虽短，但对于研究西周早期的这段史实，却是很重要的资料。
1972—1973年，又在灵台姚家河，洞山、西岭等地陆续发掘了10多座西周墓，时代大部分为西周早期。姚家河发掘的5座墓，共出土器物156件，其中铜器105件，有鼎、簋、戈、矛，车马饰等。姚家河西周墓离草坡西周墓很近，出土器物为康王时。洞山发掘的1座西周墓，出土器物11件，时代亦为康王时。西岭发现的1座西周墓出土器物10件。其中铜簋器内底有铭文4字：“吕姜乍(作)殷”，时代约在穆王前后。
1979年，在洞山还发现了46座东周墓，发掘了其中的8座。这批墓葬时代属春秋中期或稍早，个别墓可到春秋晚期。墓葬为长方形土圹竖穴墓，木棺梆，多为一棺一椁，葬式为屈肢葬。出土器物共61件，大部分是陶器、石器，玉器。值得注意的是洞山的8座墓中，随葬大量的陶圭和少量的玉圭、蛙圭、玉块、玉璧等，陶器中还有仿铜礼器。这些都为研究当时秦国严格的等级制度的世族礼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另外，1977年在灵台梁塬乡景家坪发掘的一座春秋墓中出土了一件铜柄铁剑，这对于研究春秋时代的铁器具有一定的意义。
平凉四十里铺战国墓
1974年，在平凉县四十里铺发掘了两座带有车马坑的战国墓，墓葬形制相同，规模较大。墓内各埋葬1车4马，车可复原，为圆形伞盖的车子。车子保存完整，结构清楚，制做精致华丽，是以往发掘中所不多见的，为研究古代车制的发展演变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不失为我国古代交通史上的重要发现。两墓共出土陶器9件，铜器13件，铁器2件，以及金、玉、石、玛瑙等装饰品。车马坑出土车马饰约150件，兵器铁矛1件，铁旌首1件，铜镞2件。从两墓出土的器物及墓葬形制来看，应为战国时期秦国墓葬。
崇信于家湾西周墓地
为了进一步研究陇东地区西周时期历史，考古工作者于1982年、1984年相继在崇信县九功乡于家湾发掘了一批先周、西周时期的墓葬，这是我省规模最大的一次西周墓葬的发掘。共发掘墓葬80余座，出土铜器有鼎、簋、斛、钺、戈、镞、弓形器、铜泡、铜铃等。陶器有鬲、罐卣、纺轮等。此外，还有大量的玉饰，蚌饰等装饰品。于家湾目前已探明的墓葬(包括已发掘的)达270余座，是我省已知的最大的周墓群。
甘谷毛家坪。陇西西河滩西周遗址
除了陇东地区发现有大量的西周墓葬外，1965—1966年，在陇西县西河滩，1983年在甘谷县毛家坪等地也发现并挖掘了西周遗址和墓葬。其中西河滩西周遗址发现有房子、窖穴、窑址墓葬和井等，出土器物也较丰富。这是我省第一次发掘的一处西周遗址。甘谷、陇西发现的西周遗址，墓葬证明两周势力最西已达到了甘肃中部地区。
武威磨咀子汉墓群
磨咀子汉墓群位于武威县城南15公里的祁连山北麓，杂木河的西岸。1955年和1957年曾先后3次在这里进行发掘、清理墓葬37座，出土许多珍贵器物。其中6号墓和18号墓出土的竹、木简及王杖均为建国以来在考古上最重要的新发现，对研究汉代经学、版本学、校勘学、古文字学、简册制度、礼俗及对老者的特殊待遇和保护制度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1972年，在此发掘了35座汉墓，出土了一批陶器、木器、漆器、丝织品等随葬品。特别是48，49，62号墓出土的大型彩绘铜饰木轺车，推算天文历法的木制式盘、六博木俑、漆器、丝织品、毛笔等都是珍贵的历史文物。其中，木制式盘是我国解放后第一次发现，对于研究古代天文、历法或复原已失传的天文仪器有着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式盘保存完好，圆形天盘与方形地盘转动灵活，天盘中心镶有北斗七星，第二层阴刻12月神，外层阴刻28宿，天地盘边缘均有小圆点的刻度。天盘现存150多个度点，地盘共有18个度点，充分反映了汉代人民对天文科学的研究水平。
磨咀子汉墓出土的丝织品有绢、纱、罗、锦、绉等。如套花印文绢、菱孔丽纱起毛锦、轧纹绉等都是当时名贵产品。这些丝织品经纬细密，花纹精致，显示了我国汉代丝织品工艺的精良技艺，是丝绸之路的珍贵遗存。
武威旱滩坡汉墓
旱滩坡汉墓群位于武威县西南15里的祁连山北麓，是一处较大的汉墓群。1972年在此发现了一座土洞墓，出土医药简牍93枚，记载有医学上的针灸，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等各科的病名，还有药物处方、主治名称、剂量、制药方法、服药时辰、针灸穴位、经络、针刺禁忌、药物禁忌，生活禁忌等内容。保存医方30多个，方剂中列有药物100多种，而且都是作为复方成分出现的。一个方剂用药可达15味。这部医药方书的出土，同湖南长沙马王堆帛书医药史料一样，是我国考古中的重大发现，是医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为研究我国古代医学，特别是汉代医学，具有十分珍贵的科学价值。
1974年，在此又发掘了一座汉代土洞墓，出土有陶器、木牛车及彩绘木屏风架等木器。特别是该墓出土留有文字墨迹的麻纸，纸质细薄，文字墨迹清晰可见。经鉴定是一种质量优良的单面涂布加工纸。由于它在我国造纸工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已被命名为“旱滩坡纸”。
武威雷台汉墓
雷台汉墓亦称“张将军墓”，墓主人是东汉晚期驻守在武威的一名2千石张姓将军。1969年在武威城北雷台发现，随后进行了清理。该墓为一带有封土和墓道的多室砖券墓，墓道与墓室全长40米。墓道两壁各有朱绘的树状花纹一组，用意似为树灯。墓室分前、中、后3室，前室附左右耳室，中室附右耳室，前室、中室、后室作蠡顶，顶部正中嵌方砖一块，彩绘莲花藻井，四壁用粉、墨涂绘花纹图案。整个墓全用条砖筑砌，门顶券砌，后室中间有二具髹黑漆的木棺痕迹，东西并列，应为夫妻合葬。2万多枚五铢钱散置于前、中、后室及各耳室，尤以后室为最多。
该墓曾遭盗掘，但遗存仍很丰富，出土的金、铜、铁、玉、骨、石、陶、漆器等共计231件，其中铜制器物达172件。铜器中最突出的是一套铸造精致的铜车马，按出行仪仗排列，包括俑45个、车14辆、牛1头、马39匹。俑分骑俑、立俑，有的俑背书“张氏奴”、“张氏婢”；有的胸刻“御奴”、“车奴”、“牵马奴”、“从婢”等铭文。武士骑俑左手执辔，右手举兵器，双腿跨坐马鞍上，马皆仰首翘尾作嘶鸣状，但又各具不同姿态，整个场面显得威武壮观。其中工艺水平最高的是一匹奔马，它昂首扬尾，头微左顾，三足腾空，左后足踏一飞鸟，作飞奔前进状，整个造型既富于浪漫主义色彩，但又符合力学平衡原理，是一件举世闻名的古代艺术珍品，堪称国宝。它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高度的智慧和创造才能。铜奔马今已成了甘肃省的象征。
武威雷台张将军墓，是一座拥有武装的豪强大官僚墓葬。它的发现，为研究东汉晚期河西地区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甘肃汉简
甘肃汉简在我国考古学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在我国目前已知的各地汉简中，当属第一。不仅如此，甘肃汉简还因有大量的屯戍简而自成特色。甘肃汉简尤以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武威汉简、甘谷汉简而着称。除了一些分散于各地、县文化馆，其数量不知以外，其余初步统计，总数约35000枚。其发现发掘情况兹述于下：
早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居延汉简”就曾轰动世界。甘肃北部额济纳河流域(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古代泛称“居延”。汉武帝时，为了抵御匈奴，曾在这里大规模修筑军事设施，大量屯戍，频繁活动一直延续了两个世纪之久，至今仍保留着当时的大量城障烽塞等遗迹，而这些城障烽塞中则留有大量的汉代简牍即居延汉简。
早在1930—1931年问，前西北科学考察团就在这个地区作过试掘，发现汉代木简1万多枚。1972一1976年，甘肃省考古工作者沿着额济纳河流域，对古代“居延”地区的城障烽塞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古调查，并选定其中的甲渠侯官遗址及第四燧与肩水金关做了发掘，出土两万枚简，其中纪年简约1200余枚，是我国历年来发现古代简牍最多的一次。新获得居延汉简绝大部分是木筒，竹简极少，有简(札)、两行、牍、检、符、觚、簸册等，内容极其丰富，初步整理出70多个簿册，有诏书、律令、科别、品约、牒书、推辟书、爱书、劾状、官吏任免、军纪、赏罚、名籍、兵器、奉廪、钱粮簿等。这些简册都有一定的行文程序和文牍格式，其涉及领域包括汉代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法律、哲学、宗教、民族等各个领域。它不仅记录了居延地区屯戍活动的兴衰历史，而且还保存了一些西汉中期到东汉初年的官方文献，如《甘露二年御史书》等，是研究汉代历史的珍贵资料。
武威汉简包括1959年磨咀子6号汉墓出土的简本《仪礼》、18号墓出土的《王杖十简》、1972年旱滩坡土洞墓出土的医药简，1981年又在磨咀子汉墓出土的《王杖诏书令简》等，共计597枚。其中《仪礼》简3本9篇，469枚，27298字，是迄今所出土汉简中保存最完好的一批。这批汉简木质优良，多数本色、墨迹如新。原书的篇题、尾题、页数和它们原来的次第俱全，使我们看到了近于原式的西汉9篇经牒。《仪礼》是构成古代经典的重要部分之一，西汉晚期《仪礼》写本的发现，对于研究汉代经学和《仪礼》的版本、校勘有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对于复原古代简册制度提供了具体例汪。
旱滩坡出土的医药简共92枚，包括医学上的很多科别，详细地介绍了病名，列举了诊断、治疗、下药的好几种方法，保存了中医药方30多个，列有药物100多种。这部医药方书公布以后，引起了国内外医学界的极大重视，认为是我国医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敦煌汉简同居延汉简一样，多出于汉代烽燧遗址。早在二十世纪初，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就有所发现，四十年代，西北科学考察团也曾有所获，以上共出土汉简830余枚。1979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与敦煌县文化馆组成汉长城调查组，对敦煌县境内的69座烽燧遗址进行了调查，同年10月，对马圈湾烽燧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取得了重要的收获。马圈湾遗址共出土简牍1217枚，绝大部分为木简。经整理，有少数简可归为一册，内容大致有诏书、奏记、檄、律、品约、牒书、爰书、符传、簿册、书牍、历谱术数、医药等。这批汉简的发现，对长期以来关于玉门关确切位置的争论，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玉门关应设于马圈湾遗址西侧。马圈湾出土的汉简中，有100余枚是与西域有关的奏记抄件，这是几十年来关于西域资料最多的一次发现，为进一步研究王莽时期与西域各国以及匈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资料。
1981年3月，在敦煌县党河乡西湖酥油土以北的汉代烽燧遗址上又发现汉简74枚。经初步整理，内容大致有诏书、檄书、屯戍、簿册、字书、兵书、历书和入书启等，以汉代昭、宣时期为多。这次出土的汉简中，有记载汉代边塞各级防御机构关于守御器装备的种类、数量、使用等不同规格的“郡都尉侯障亭燧守御器品”简，有斩首捕虏论功拜爵赐金钱的“击匈奴降者赏令”简，这些珍贵的资料，对研究汉代敦煌边塞的防御及奖赏律令，都有重要的价值。
甘谷汉简1971年12月出土于甘谷县渭阳乡十字道刘家洼坪的一座汉墓。出土汉简33枚，简系松木制做，简文墨书隶体，全简为一完整的简册，是一份东汉桓帝延熹年间重申维护宗室权益的诏令本，上面例举了当时各地宗室的政治地位日趋衰弱，土地遭兼并，财产被侵夺，豪强地主横行不法的事例，生动的反映了东汉后期中央集权削弱与豪强地主势力加强的史实。这批汉简，是我省建国以来继武威汉简之后，又一次重要的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