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魏晋壁画、砖画墓
魏晋时期，中原地区群雄割据，战乱频繁，而河西地区则相对安定，加之中原移民的大量迁入，促进了河西地区经济和文化、艺术的发展。在河西地区发现的大量壁画墓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解放以来，在永昌县四沟、张掖县葫芦墩子滩、嘉峪关市新城、牌坊梁、长城村、酒泉县丁家闸、催家南湾、下河清、五坝河，石庙子滩、玉门市缮马城等地发现了一批魏晋十六国时期的壁画墓、砖画墓，画面近千幅，为研究魏晋十六国时期政治、经济、军事、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也对研究敦煌等地的佛教壁画艺术的前身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河西地区发现的魏晋十六国时期的壁画墓，以嘉峪关新城魏晋壁画墓和酒泉丁家闸十六国时期壁画墓为代表。
1972—1973年，在嘉峪关新城乡的戈壁滩上发掘清理了8座魏晋时期的墓葬，其中有6座是壁画墓，共保存壁画600多幅。壁画内容都是描绘当时现实生活的，这是嘉峪关魏晋壁画墓题材的重要特点。壁画所反映的生活相当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阶级关系、民族关系等方面。内容有农桑、畜牧、井饮、林园、狩猎、屯垦、营垒、庖厨宴饮、奏乐博奕、车马出行、坞壁穹庐、衣帛器皿等方面。壁画以大量的篇幅描绘了劳动人民从播种到扬场的一整套农业生产过程，有迄今发现最早的耙、耱的形象资料。壁画中还有许多少数民族和汉族一起采桑、屯垦、放牧的画面，反映了魏晋时期的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新城壁画继承汉画传统，技法更为娴熟，显示了豪迈奔放的艺术风格。
1977年，在酒泉丁家闸发掘了8座十六国时期的墓葬，其中5号墓发现有大型壁画。壁画规模宏大，内容极为丰富，生动地将天上、人间、地下3个境界描绘于画面之上，广布于此墓的四壁直到顶的多层的长卷式的构图中，是我国首次发现的保存完好的十六国时期大型墓室壁画。壁画的人间部分描绘了墓主人家居宴乐、车马出行、厨房饮事等。另外，还有坞堡、耕作、畜牧等题材的画像。酒泉丁家闸十六国时期壁画上承嘉峪关魏晋壁画，下启敦煌北朝佛教壁画之风，具有高度的艺术水平。据考，该墓墓主人似为西凉之王侯或三公。
1979年11月，在嘉峪关新城古墓区又发掘了两座画像砖墓，两墓与1972年和1973年发掘的8座壁画墓属同一墓区，墓葬结构形制等也都与前8座墓相似。两墓均有斜坡墓道，墓门上有高大的砖砌照墙，壁面上镶嵌精雕细刻的各类花砖和彩绘画砖。两墓墓室形制均为前后两室墓，前室都是穹隆顶，并设有庭堂，后室为拱形小砖券顶。两墓均为画像砖墓，画砖主要分布在前室的四壁和后室后壁上。上墓共有画砖108块，一砖一画，画画都比较清楚，作画方法是先用墨线勾勒出人物、动物的轮廓，然后再用石黄、白、浅绿、赭石等颜色渲染。绘画笔法流畅，富有写实性，反映出魏晋时期民间艺术创作的发展水平。两墓的砖画内容与前8座壁画内容相似，主要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多是人们从事生产劳动及日常生活的情景，如宰猪杀羊、放羊牧马、犁耙耕磨、乘车出行等，构图生动，用笔娴熟，是魏晋墓室壁画中的优秀代表作之一。
这两座墓不仅砖画内容丰富，而且出土的其它文物也极为丰富。两墓共出土陶、铜、铁、金、木、石等器物130余件，器形与前8座基本相同。
敦煌佛爷庙——新店台晋墓群
佛爷庙——新店台墓群在敦煌县城东南戈壁上，墓群范围约100平方公里，里面分布着数以万计的古墓葬，是敦煌古墓群中最大的一个。1960年10月和1970年9月，甘肃省博物馆和敦煌文物研究所先后在此发掘7座墓葬，60M I所出土五谷瓶上墨书“升平十三年”，“升平”为晋穆帝年号。其它6座墓无论是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上都与该墓整本相同，故可断定这7座基为晋墓。
7座墓全为砾岩洞室墓，较大的墓由墓道，甬道，墓室组成。基室形制为方形单室，有的附有耳室或小龛，墓室顶作覆斗形。7墓共出土陶、金、铁、铜器84件，铜币1430枚。这是解放后在这里的第一次发掘。
1980年5月，在这一墓群的头层台子，又发掘了3座墓葬，墓葬除增加了过洞以外，其它形制与前7座基本相似。3座墓葬共出土随葬器物71件，主要是陶器，另有铜钱、铁镜、琥珀珠、石砚和织物残片。出土的陶罐、陶钵上有朱、墨书铭文，纪年分别为“麟加八年”、“咸安五年”、“玄始十二年”、“庚子六年”。这些年号均为五凉时期年号，这对于研究当时敦煌乃至河西地区五凉时期的历史提供了资料。
敦煌祁家湾墓群
祁家湾墓群位于敦煌县7里镇和孟家桥乡以西的戈壁滩上，墓地南北长约20公里，东西宽约5公里，面积约100平方公里，与佛爷庙——新店台墓群同为敦煌两大墓群。根据1963年航测，墓地内分布有数以万计的古墓。时代自汉至唐。
1985年8一11月，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在这里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共发掘墓葬117座，出土器物达1100余件，其中陶器900余件。这次发掘的主要收获是出土了一大批组合有序的陶器，其中有不少是纪年罐，已初步辨认出了9个年号，大部分属于晋代。对于今后综合研究河西地区的晋墓，以及进行器物分期，提供了绝好的断代标准。
甘肃泰安县唐墓
1965年9月至1966年初，在秦安县叶堡乡杨家沟清理了6座唐代墓葬。墓葬形制为方形砖室墓，由墓道、甬道、墓室、耳室等几部分组成。出土器物以1号墓为多，共出土器物180多件，主要是3彩俑，有武士俑、文吏俑、侍俑、骑马俑、牵马俑、牵驼俑以及马、牛、骆驼等。其中武士三彩俑双足踏一鬼怪，头戴鹃冠，身着铠甲战袍，象头护膝、足穿长筒紧靴，一手叉腰，一手举拳，或瞪目张口，或竖眉怒目，用夸张的手法塑造了武士的威武雄壮，不啻为唐三彩作品中的精品。象这样高大的武士俑，为其它各地所少见。另外，三彩牛中有一卧牛，塑造膘肥体壮，神态安详，形象十分生动。这些三彩俑的造型手法和艺术形象，与章怀太子墓所出极为相近，应为盛唐时期的作品。
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
西郊林场在武威县城偏西北约半华里处，1977年6月至10月，先后在此清理了西夏天庆年间的墓葬两座。两墓均为单室砖墓，规模较小，形制基本相同。这两座墓出土了一批精致的木器，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件木缘塔。整个木塔通高76厘米，由塔座、塔身、塔顶和塔刹4部分组成，塔身用8块木板合成，木板用蓝色施底，黄色书写梵文经咒和汉字“一切如来咒”等。塔顶也为8块近三角形弯曲的木板组成，骑缝上用同样曲形的木条粘接，塔刹另制，中心有圆轴与塔顶串连。塔顶内八角形板上有墨书“故考妣西经略司都案刘德仁寿六旬有八于天庆五年(公元1198年)岁次戊午四月十六日亡殁至天庆七年岁次庚辰(申)孟夏十五日兴工建缘塔至中秋十三日入课讫”。从这座墓的塔顶墨书题记来看，我们不仅知道墓的确切年代即西夏天庆五年，而且更可以了解墓主人的身世，对于研究西夏的官制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此外，2号墓出土的29幅彩绘木板画更是迄今所见数量较少的西夏绘画艺术珍品。绘画手法采用我国的传统画风，内容也多是反映社会生活。画中的人物形象、服饰和发饰等充分反映了当时武威居民的多种民族成分。
甘肃漳县元代汪世显家族墓
汪氏家族墓葬群位于漳县城南5华里的徐家坪，在漳河南岸的一片平缓坡地上。坟区面积约3万平方米，约建于蒙古海迷失癸卯年(公元1243年)，止于明万历丙辰年(公元1616年)，历经14代370多年。坟区内分布有数百座汪氏家族墓葬。
1972—1979年，甘肃省博物馆、漳县文化馆先后在此清理了27座墓葬，其中25座为元代墓葬，两座为明代墓葬。所有墓室除墓道、天井外，皆用砖筑，大部分墓室、墓门均有砖雕立柱、屋檐、斗拱装饰，具有宋代仿木建筑的风格。一部分墓室四壁还有表现墓主人随从出行、归来图以及山水花卉等大幅壁画，画面相当清晰。
有的墓室四壁镶有砖雕，图案多为“二十四孝”，“童子戏莲”，以及动物、花草等。27座墓共出土陶、瓷、铜、铁、竹、木、石、骨、金、银、锡、玉等器物782件，水银2750克。其中瓷器59件，多为青白釉，釉质莹润细腻，器形精致美观，玻璃莲花杯、托，为半透明玻璃质，托色呈普蓝，平口边沿呈八瓣莲花形，杯与托同色，口腹呈七瓣莲花形，杯，托互衬，犹如一朵盛开的蓬花。墓主人身上所穿戴的衣、帽，保存完好。130多件金、银、玉饰做工精巧，显示了墓主人生前的豪华生活。
这27座墓葬中，发现石刻墓志12合，镌刻有墓主人的姓衽、官制以及对其祖先的考述。如9号墓志铭文“大元安远大将军巩昌等处宣慰使司事权便宜都总帅济斋汪公圹志”。20号墓志铭文“元故荣禄大夫大司徒汪公墓志”。汪氏家族为旺古族，是元代蒙古族的一个支派，在金、元、明时，为陇西、漳县望族，其成员均是统治阶级中的上层人物，屡获朝廷赏赐。族中有“三王十国公”，家族成员在金、元、明史上有传记者达30余人。这些人死后，又大都葬于汪家坟茔，因此，这样集中而完整的元代墓葬在全国亦属少见。尤其是出土的完整墓志铭文，为研究我国少数民族历史及元代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在元代考古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兰州市西郊明代墓葬
1955—1956年，甘肃省文管会在兰州市西部清理了10座明代墓葬，其中5座为明代嘉靖年兵部尚书彭泽夫妇合葬墓及其家族墓，彭泽家族墓地位于兰州市西郊上西园，1955年10月发掘清理。1号墓为彭泽夫妇合葬墓，墓室形制为竖井正方形，系用大块石板构成，墓室内并列石榔两具，两石榔内有木榔、木棺，木棺外有丝织品套，系金线织成。葬彭泽的棺内还有锡棺一具。墓内出有石墓志两合，一合篆刻“大明故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书侍经筵奉糊提督十二团营前总制总督南北直隶河南江西湖广四川云贵陕西甘肃紫荆山海关等处军务都察院掌院事左御史章庵彭公墓”，下刻彭泽像，蟒衣纱帽。另一合篆刻“大明诰封一品彭夫人吴氏墓”，两合志文约1万余字。彭泽志文为其自撰，其中对他的一生经历和当时很多军政大事都作了详细记录。这对研究明代历史有极高的价值。
另外，彭泽夫妇合葬墓内出土的唐代瓷罐和菱花铜镜，明代的玉带、折扇、绣服、风冠、嘉峪石砚、七弦瑶琴以及许多金银镶嵌宝石的各种饰品，制作精美，显示出了明代手工业高度发展的水平。
以上只是介绍了甘肃省考古发掘与收获的一部分，但是，它足以说明解放以来我省考古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在全国考古事业中所占的重要位置。
黄河古象
举世闻名的黄河古象化石，是1973年春在合水县城西北8公里处马莲河西岸发现的，经装修复原，身高4米，体长8米，门齿长3.02米，仅头骨部分就重达4吨。全身骨骼从头骨到脚趾，从脊椎到四肢，保存完整，连很难发现的舌骨和仅三四厘米长的末端趾骨也完好无损。经鉴定，这是一只生活在第四纪更新世早期的公象，距今约250万年。由于发现在黄河流域，故被命名为“黄河古象”。它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掘的个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具古象化石，有极为重要的考古价值。“黄河古象”化石现陈列在北京博物馆，我省博物馆有仿制品展出。
在当地还出土了与黄河古象同时生存的鸵鸟、双峰驼、长鼻三趾马、原脊象、鼢鼠和羚羊等动物化石。由土层里的植物，孢粉分析，以莎草科和蒿属植物为最多。科学家们据此推断，当时的陇东一带的气候比较炎热干燥，是一种热带干旱草原气候，犹如今日的非洲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稀树草原。这头大象，很可能是在赤日炎炎的草原上觅食饥渴，想在河边饮水，不慎陷进泥潭中被泥沙所淹没。
甘肃古代岩刻画
从1954年以来，我省陆续在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野马山北麓和马鬃山一带及嘉峪关市西北黑山中部等地发现了古代岩刻画。嘉峪关市黑山岩刻画是1972年发现的，主要分布在黑山中部几道峡谷的崖石上。画面是用锐利工具，以平凿点刻的方法于平整如镜的黑色或褐色崖石上。现发现140多处。画面小的0.23米，大的30多米，画有人物、马、牛、羊、狗、骆驼，鹿、虎、蛇、鱼及操练、游牧、狩猎等场面，气势威武雄壮。肃北境内古代岩刻画主要有大黑沟、野牛沟、灰湾子和七个驴4处。大黑沟共发现画面34组，图案190幅，画面内容大部分为射猎、放牧、练武、作战等场面，图中动物有梅花鹿、大角羊、野牛、野骆驼、虎、象等。野牛沟共有画面9组，图像20余幅。灰湾子共有画面两幅，图像22幅。大都画着骑马人、放牧人、骆驼、羊只等。据考证，这些岩刻画是我国西北古代游牧民族生活写照的艺术作品，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生活、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西夏碑
西夏碑，又名护国寺感应塔碑，刻于西夏崇宗(赵乾顺)天秸民安五年(公元1094年)。碑身高2.6米，宽1米，厚30厘米，现存于武威市博物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西夏是党项族拓跋部所建。西夏王朝立国达189年之久(公元1032～1227年)，势力范围辽阔，最盛时的领地“东尽黄河，西界玉关。南接萧关，北控大漠”，“方二万余里”。其开国君主李元昊和亲信广惠王野利仁荣创制的西夏文12卷，广泛流行于当时。西夏文为方块形，很工整，字的结构也与汉字有相似之处，分草、隶、篆书。此种文字在我国北方广大的区域里，使用了两个多世纪，一直到元代初期，忽必烈还命令刻印大量的西夏文佛经，供北方地区使用。因此，西夏碑文对我们研究西夏历史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西夏碑碑额呈半圆形，四周雕刻着忍冬花纹，两侧刻画着两位体态窈窕翩翩欲飞的伎乐菩萨。壁正面为西夏文，碑首篆字题为：“敕感应塔之碑文”。正文为楷书，计28行，每行65字。内容大意说：从前阿育王建84000宝塔，武威郡塔即其中数也。中间兴废，经典莫记。后有人建宫室恰于塔的遗址之上，知之后舍宫建寺。大夏开国，塔有倾斜，每欲荐正，夜间风雨大作，闻斧凿声，到天明塔已自正。天格民安三年，凉州地大震，塔又倾斜。守臣露章具奏，诏命营治。工匠未集，塔复自正。西夏皇太后、皇帝下诏将塔重新修建装饰。工程完毕，立碑以记云云。末又刻书碑篆额及僧人数十。碑文还称颂西夏先祖的功德，叙述夏主把护国寺修建的如何富丽堂皇，描写了当时武威“车辙马迹，辐辏交会，日有千数”的繁荣局面。碑的背面首刻汉文小篆《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铭》，正文为汉文楷书，计26行，每行70字，是正面西夏碑文的汉译文。
西夏碑是我国保存最大最完好的西夏碑文，是一部珍贵的西夏文与汉文相对照的“字典”，对我们打开辨认西夏文这一古老失传的民族文字的大门，研究西夏的历史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它是西安碑林所未能收藏的“珍册善本”。
